外交部发言人：有人寄过钙片 暗示我们太“软”了

李肇星。

导读：12月12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这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选项”。外交部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从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政策。“问不倒”的发言人是怎样“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

首场发布会：三句话，七分钟

这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主持的唯一一场发布会

傍晚时分，北京国子监一所美术馆里，一场简单而热闹的招待会正在举行。

发言席的一侧，83岁的齐怀远，拄着拐杖，拒绝工作人员为其搬来座椅，73岁的李肇星轻轻挽着他的胳膊。站在最外侧的是62岁的孙玉玺，和他隔得不远的是同为“50后”的沈国放。音乐声响起，“60后”秦刚、洪磊以及“70后”华春莹走过去，把他们请上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外交部发言人。

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亲历了外交部设立发言人制度的过程——

首场新闻发布会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

那是1982年3月26日，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针对苏联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历时7分钟，李肇星担任现场翻译。

多年之后，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回忆，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钱其琛说。

此后，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一般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轮流担任。李肇星当年在筹备会上建议，是否把司长叫发言人、副司长叫副发言人？“老钱(当时我们对领导的称呼就这么亲切随便)说：算了，越简单越好，都叫发言人。”李肇星说。

1983年，外交部设立了发言人制度。这一年的3月1日，接替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金华成为外交部首位女发言人。迄今为止，在27位发言人中，共有5位女发言人。

从“只说不答”到“来者不拒”

创纪录的一次，发言人在60个小时里，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经历了从单向发布到双向互动、从单一发布到多种渠道发布、从传统媒体发布到多媒体发布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各国常驻记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记者吉米说，在外交部举行首场发布会之前，只能依靠中国官方媒体获取信息。还有外国记者回忆说，当时发稿需要去北京的电报大楼。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设立之初，每周举行一次记者会，只主动发布，不答问，现场翻译用交传，后来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记者会增加为每周两次，接受提问，翻译方式改用同传。此后，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限制，直到没人提问发布会才结束。

上世纪末担任发言人的孙玉玺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发布厅里，他最长经历过2个小时40分钟的发布会。发布厅之外，创纪录的一次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孙玉玺随专机飞抵贝尔格莱德，在60个小时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跨入新世纪后，信息化迅猛发展，互联网颠覆了媒体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迈入世界中心舞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主张。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与时俱进”，设立了24小时值班手机，全年无休接受媒体的提问，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应媒体的关注。

2011年9月，例行记者会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次，外交部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每天举行记者会的外交部门。路透新闻北亚区总经理杜纳德对此印象深刻，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意味着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更加公开。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外交部又在部委中率先开通了微博、微信，记者会和发言人谈话内容在第一时间用多媒体手段发布。

如今，外交部记者会不只是记者的“专利”，也对普通民众开放。仅2013年，就有120余批、4000余人次旁听记者会，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团体、热心网民等各界人士。外交部还会定期举行公众开放日，民众可以和发言人“零距离接触”。

“问不倒”的背后

发言人“潜水”看网评、刷微博，还有“年轻、能干、不可缺少”的“小伙伴”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

和西方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多是职务化的。以外交部发言人为例，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言人专业性要求的降低。

北青报记者梳理对27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报道发现，他们都具有优秀的外语技能，在担任发言人前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驻外使馆工作经历，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作为发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国记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对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新媒体时代，网络也是发言人常用工具之一。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看网站的评论，会上微博，但是“潜水”居多。

“公众看到的是发言人在台上的表现，但看不到的是幕后还有许多人、许多部门在支持。”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说，发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了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制定答问要点、回答问题，外交部各个司局和其他部外单位都为发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和发言人形影不离的是新闻司发言人办公室团队，秦刚用“年轻、能干、不可缺少”形容“小伙伴们”。在繁华的朝外大街，发言人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亮着，这个团队在24小时跟踪国际地区的重大事件及媒体的报道。每天上午，发言人都要和团队一起讨论。

作为发言人，沟通技巧和形象仪表同样重要。据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邀请新闻传播方面的学者、中央电视台化妆师等专业人士给发言人“支招”。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华春莹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曾经向高级化妆师徐晶老师“请教”化妆技巧，还让服装设计师朋友为她的着装提供建议。

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

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网站论坛上，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有叫好的，有编“段子”调侃的，也有“拍砖”的，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

外交部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程曼丽说，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并非个人行为，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发布制度的安排，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

在民间，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但在李肇星看来，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秦刚也认为，记者会不是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谓“明星效应”。“发言人要爱国、通晓内外、找准定位，要牢记大我，忘却小我，底气才会更足，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秦刚说。

不过，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对棘手、刁钻的问题时，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邓小平健康的关注，称其身体很好。一位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幽默地说：“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